一医生的救赎:将带血回扣捐善款(1)
医院平价了我们吃什么去:北京医生称平价不现实
六年前向《人民日报》举报，以及4万多元“带血的善款”
本报记者 李武 发自安徽合肥
“带血的善款”
“我就是那个用回扣捐助失学儿童的‘李存田’，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(下称‘安医大附院’)主任医师，急诊内科。”1月8日，沉默了3年的张医生终于开口。
张医生身材瘦小，嗓音洪亮，语速极快。说话时他从袋子里抓出一叠信封，信封里面装着数额不等的回扣款。
早在3年前，2003年3月的一个傍晚，张医生就收到了装有回扣的第一个信封。然后，他以“李存田”的名义，将所收回扣捐给了安徽省妇联，以帮助安徽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即将失学、辍学的儿童完成9年义务教育。张说，在收回扣时，他就决定全部捐作善款。
3年来张医生守口如瓶，不愿暴露真实身份，以致安徽省妇联对“李存田”几乎一无所知，被捐助的学生要写信感谢他，也只能通过妇联中转。
1月9日，安徽省妇联儿童部一位高姓工作人员告诉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，“李存田”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来捐款，少则数百，多则数千，3年来捐助贫困失学儿童近百名，金额达4万多元，“这笔钱不是小数目，但我们从来不知道他究竟是谁？在哪里上班？钱又从何而来？”
是日，张医生向本报记者展示了部分慈善捐助收据，这些单据由安徽省妇联“春蕾计划”办公室所开，每张面额在1000元到2000元不等，捐赠人署名“李存田”。
张医生说，把回扣捐作善款，并不能说明他有多么高尚，“因为这些善款本身就不干净，都是带血的。重要的是，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去唤醒社会的良知。”
六年前向《人民日报》举报
张医生，1955年生于安徽农村，1982年大学毕业，2000年在北京首都医科大学进修，2004年受聘安医大附院主任医师，在医院里是救治急诊和重症病人较多的专家之一。
1999年以前的张医生，一家三口，生活平静而祥和。
但《人民日报》的一篇报道，却让他一下子成为安医大附院关注的热门人物，备受争议，甚至被人骂为医院的“叛徒”。1999年1月23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一封署名“牛汉”(注：张医生)的来信，对安医大附院的医药回扣风进行了曝光。
这封标题为“医药回扣为何屡禁不止”的来信，列举了安医大附院种种回扣现象，触目惊心。比如，“开一张‘内皮素’化验单，病人交化验费60元，医生得回扣18元；开一张‘巨胞病毒抗体’，医生得回扣21元……”
这封来信被配上言论发表，在全国医疗界引发强烈震动，安医大附院更是炸开了锅。当时正值全国评选百佳医院，安医大附院作为参选单位正向全国展播。此文的刊发，当即引起卫生部门高度重视，并派员到该院调查。之后不久，安医大附院竞争百佳医院的努力宣告失败。
此种情势下的张医生，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巨大压力，处境越发险恶。
“我直接触及了医药回扣各环节——从领导、医生到药商的利益，当然招恨。”张医生说。
“戚德如”事件
事实上，早在1996年，张医生就开始向纪检、卫生部门反映安医大附院的回扣问题，最初主要是反对医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，要求医院领导改善医疗管理，方便病人就医。1998年10月，张医生又向安徽省卫生厅投诉医德医风问题，次月又向安徽省监察厅投诉……
但这些举报信不是没有下文，就是转了一圈又回到医院“自查自纠”，不了了之。
1999年年初，张医生投书《人民日报》，引起该报原群工部主任李有存的重视，并最终见报。张说，后来捐款时取名“李存田”，就是为了表达对李有存、许中田(《人民日报》社原社长)这两位老新闻工作者的敬意。
但安医大附院并不认为张医生当时反映的问题是事实，1999年3月，在医院的一次工作会议上，该院当时的纪委书记称，某人向媒体反映的问题，没有事实根据。
1999年4月，张医生又将回扣问题反映到了安徽省委有关领导处。之后不久，该省卫生厅两位负责同志和安徽医科大学领导分别找张谈了话，希望他不要再向上面反映问题了，“个人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”。与此同时，安医大附院两位领导也提出要登门拜访张医生，被张拒绝。
一来二去，在安医大附院一些领导眼里，张医生简直就是头“犟牛”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已无药可救。
不过，几年的沉潜，加上朋友的点拨，使张医生“聪明”起来，他精心收集了很多医药回扣的证据。张医生说，他收取回扣，就是为了收集证据，证明他所在医院的问题。
在张医生收集的证据中，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，在收取医药回扣的利益链条上，医生并不是“单独作战”，医院作为组织者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“在医院内部，存在一个医药回扣网络系统，医生开了多少药，有专人统计处方，每个月底都按药物的种类打印出清单，然后提供给药商。”张医生说，这样有两个好处：一是为药商发放回扣款提供依据；二是为药商送钱提供路径，以便药商找到处方医生“结算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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